
像许多出生在战争年代的人一样,我怀着生命的潜能没有极限的信念成长,也没有什么原因能过早地限制和决定我的生命历程。我尝试过许多不同的事物。最初,我在伯克利大学攻读的是建筑学专业,然后拒绝了服兵役并退学加入了反越战活动中(为此险些没有逃脱牢狱)。我徒步穿越了欧洲,并在一所陶艺学校学习,之后作为石器工艺者工作了数年。最后我回到了美国,进入亚利桑那大学,但学习的是生物学,在自然科学组织的奖学金的帮助下我得以完成关于植物性别研究的论文,最终取得生态学与演化的博士学位。
1979年,我在波多黎各研究蜂鸟与花卉群落生态学的半年时间里,我完全被古典吉他所倾倒。偶然的一个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前辈制作家,他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工作室里,为排到两年后的吉他订单工作。我从他那儿带走了一把便宜的工厂琴,但是在内心留下了某天要自己制作吉他的信念。
一年以后,在我的研究项目和论文接近完成时,我确立了自己最后的人生目标:成为一名吉他制作家。是时1981年四月初,我把我制作完成的第一把吉他交给亚利桑那大学的吉他系主任Tom Patterson鉴定,当时邮递员正好把多伦多吉他艺术节的邀请函送到Tom的办公室,吉他制作大师José Romanillos(何塞·罗曼尼洛斯)将会在那儿开设一个吉他制作大师班。在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我知道我必须前往。于是在多伦多制作大师班开始前六周我抓紧完成了我的论文和答辩。
Romanillos是一个杰出而富有感染力的制作家,他教会了我一个制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而不只是把材料牢固地粘合起来。受他艺术和精神的影响,我发现了我成为一名制作家的渴望,他给了我一直以来所寻找的。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我的意志虽然历经斗争,但始终没有改变。
在最初的一年里我制造家具来提高我的木工技巧,空余时间用来学习和钻研吉他制作设计,并设计建造了我与家人居住的房子。在这段时间里我受到了John Gilbert(约翰·吉尔伯特)的深刻影响,他友善地给了我鼓励和许多方面的建议。除此之外,我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于那些演奏家们所给予的意见。一位有抱负的制作者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最好的演奏家那儿学会听取和找寻。目前我一年制作12把吉他,从1984年至今,我已经制作了超过200把吉他。
我尽我所能的努力把每一把吉他做到我能达到最好的程度。对完美的追求主导我制作的方向,并为我照亮在前进过程中摸索的道路。
Gregory Byers(乔治·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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